發表于《首屆長三角科技論壇城市建設分論壇》，P11-15，2004.10. 杭州
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空間結構與協調發展章云泉（杭州市地鐵集團有限公司，杭州市310003）摘要：本文在總結了國內外城市體系和空間結構方面的理論和實踐的基礎上，以長江三角洲為案例，分析了城市群體的演變和城市體系的特征，并提出了城市群協調發展的建議：完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規劃；設立永久性的區域協調機構；提倡公平競爭，促進城市發展；吸收高新技術，拓展空間概念。關鍵詞：長江三角洲；城市系統；空間結構 1西方城市群空間結構研究進展 18世紀的工業革命浪潮席卷整個歐洲大陸，英國的霍華德(E. Howard ,1898）最早從城市群體角度進行探索性研究和實驗。他提出了“田園城市”模式，試圖把喧鬧的城市生活和寧靜的鄉村生活擁擠地結合在一起，強調把城市和區域作為整體研究的思想。其后霍華德的模式被恩溫（R. Unwin ，1922）進一步發展為“衛星城”理論而廣泛應用于許多大城市的規劃和設計。 英國生態學家蓋迪斯（P. Geddes，1915）發表了《進化中的城市》，首創了區域規劃綜合研究方法，并預見性地提出了城市擴散到更大范圍內而集聚、連綿形成新的城市群形態：城市地區、集合城市甚至世界城市。 德國城市地理學家克里斯泰勒(W. Christaller 1933)對南德城市進行了調查，創立了著名的中心地理論，第一次把把區域內的城市系統化。他對城市群體空間組織作了嚴謹的論述和數學模擬，被后人公認為城市群體研究的基礎理論。斯基納(G.W. Skinner，1977)對中國四川盆地進行了研究，驗證了中心地理論。 杰弗遜（M. Jefferson 1939）及哲夫( Zipf 1942)等對城市體系的規模分布進行了理論分析。 二戰以后，世界城市化步伐加快，涌現大批的新型城市群，系統論成為城市體系空間研究的重要方法。1945-1955年之間，維寧（R. Vining）從經濟學角度研究了城市體系對城市發展的意義，從理論上論證了城市體系的合理性。1950年鄧肯（O. Duncan）在其著作《大都市和區域》在首先明確提出了“城市體系”（Urban System）一詞并闡明了城市體系研究的實際意義。1954年貝里(B. Berry)用系統化的觀點研究了城市人口分布與服務中心等級體系的關系。50年代中后期，一些學者還提出了一些新的城市區域概念，并用新的數學和動態模擬技術不斷深化。哈格特（P. Haggett,1977）從“相互作用”、“網絡”、“節點”、“等級體系”、“面”和“擴散”等6個角度研究區域城市體系的演化過程。70年代以后，城市體系理論日臻完善，城市發展基本進入了穩定期。1970年，美國學者貝里和豪頓(F. Horton) 編寫了《城市體系的地理學透視》，加拿大學者鮑恩(L. Bourne )和西蒙思(J. Simmons)出版了《城市體系：結構發展與政策》。社會經濟學家以大量的發展理論對城市體系進行了研究。赫希曼(A. Hirschman,1958)等人的“極化增長”學說、羅斯托 (W.W. Rostow,1960) 的“經濟增長階段學說”、弗里德曼(J. Friedmann,1964)和阿隆索(Alonso)的“核心—邊緣模式”及其模擬的城市體系的運作過程等豐富和發展了城市體系研究的理論基礎。50年代瑞典學者哈哥斯特朗(T. Hagerstrand)在“創新學說”的基礎上，提出了“現代空間擴散理論”，指出創新由發源地向四周擴散的方式有“波狀擴散、輻射擴散、等級擴散和跳躍擴散”等形式，并建立了 其與城市體系形成階段相對應的 關系。60年代后期，莫爾里(R. Morill)進一步分析了創新擴散的具體特征。 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早在20年代研究對象從城市區轉到城市體系，開創了現代城市體系空間結構研究的先河。1957年，他發表了著名的論文“城市帶：東北海岸的城市化”。他認為，城市帶是城市體系發展、人類社會居住形式的最高階段，而必然成為21世紀人類文明的標志。戈特曼的城市帶理論已經被現代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所證實(R. Fishman,1990)。二戰以后發展中國家的快速城市化演化規律，似乎與城市帶理論不相吻合，因為世界不同的社會文化地區和不同的發展背景，必然導致城市群體空間結構的差異。加拿大地理學家麥基(J.C, McGee,1985,1994)對東南亞國家進行實證研究后提出了獨特的“鄉村—城市(Desa-kota)”的空間模式。歐洲國家大多數對城市體系的演化采取積極的干預政策，培育有節制的緊湊區域城市網絡，荷蘭的蘭德斯坦(Randstand)地區以“綠心”城市群體空間模式而聞名。 80年代以后，西方國家的產業結構及全球的經濟組織結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管理的高層次集聚、生產的低層次擴散，控制和服務的等級體系擴散方式構成了信息經濟社會的總體特征。霍爾（P. Hall，1985)等人出版了《未來的城市形態：新技術的影響》；卡斯特勒思(M. Castelles,1989)等人從不同角度探討了新技術可能對城市空間結構的影響。他們認為，首先技術變化影響并決定了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影響并決定了城市發展。經濟及技術，尤其是通訊技術的發展的確為城市的蔓延擴展及大都市區的連綿創造了條件，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隨著后現代社會的到來，城市功能、產業結構對城市空間結構的相關制約越來越小，留給人們以更多更廣的創作空間。同時，以信息為代表的現代技術發展可能給城市空間演變帶來分散化的動力，也可能會增加集聚的要求。法國的沙且爾 (Shachar,1994)等人對世界城市的特征與功能作了界定。在西蒙斯研究的基礎上，耶茲 (M. Yeates,1990)建立了城市群體空間演化過程的模型。最近的研究成果有薩森(Sassen,1995)對世界城市功能體系的描述。當今的城市結構群體空間關系正由網絡取代傳統城市體系的等級概念。現代城市在城市群的等級與作用不僅取決于其規模和經濟功能，而且還取決于在城市網絡中結點的作用。2中國城市群空間結構研究進展 閻小培（1994）評述了近年來我國城市地理學的進展情況。中國學者一般采用哲夫的冪函數公式，或用聚類分析或傳統的分析方法來分析中國城市規模、分布類型及其演變規律。研究結果表明， 中國的城市規模呈序位大小分布。但是， 由于各個時期實行不同的生產力布局和城市發展政策，導致各個時期有不同的市鎮規模結構和規模分布。60-70年代，我國執行控制大城市政策， 特大城市人口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城市首位度下降，位序大小曲線呈平滑趨勢。有的學者分析了城市、縣城和小城鎮等級的規模分布特征，并根據冪函數分布模型，建立了全國和分省區城市等級規模分布模型，或者將該體系劃分為首都、省會、地區中心或省轄市、縣或縣級市、建制鎮5個層次， 或者從實際出發，將中國城市規模等級分為7級：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縣城、鄉鎮和集鎮。 對中國城市地域結構的研究主要包括：從分布形態上來說，中國城市地域結構可以概括為多中心的城市集聚區、以大城市為中心的城市、中小城市及小城鎮；從城市分布類型上，中國城市主要分布在東部，又主要幾個平原三角洲和交通沿線，市鎮密度由東向西遞減；從城市首位度分析，城市體系可以分為雙極型、均衡型和極核型等。 職能結構是城市體系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主要代表是周一星教授。研究內容包括：城市基本職能類型研究；城市職能組合系統研究和城市職能地域組合類型研究等。 城市群(urban clusters or agglomeration)的崛起是本世紀以來城市化發展的重要特點。 80年代初，于洪俊和寧越敏（1983）就介紹了法國城市地理學家簡. 戈特曼（Jean Gottman ）的城市帶（Megalopolis）理論。他認為城市帶不是一個很大的城市或大都市區，而是指一個范圍廣大的、由多個大都市聯結而成的城市化區域，并有一定的低人口密度區分布其間（Gottman，1961）。他把城市帶發展劃為4個階段：即分散中心階段、弱聯系階段、雛形階段和成熟階段。他還概括了城市帶的5個特征：一、高密度的人口和城鎮網絡；二、發達的交通樞紐；三、模糊的形狀和邊界；四、多元的政治和社會組合體；五、社會經濟和生活方式新趨勢的培植。按照這個條件，他認為當代世界上存在6大城市帶：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特大城市帶和五大湖特大城市帶、日本東海岸特大城市帶、英國大城市帶、歐洲西北部城市帶和中國以上海為中心的城市帶。 中國學者李世超（1989）認為，中國目前所謂城市帶，無論是已經基本形成，還是正在規劃建設，從數量指標（人口、人口密度）、產業結構、功能特征甚至位置條件上都不是戈特曼意義上的城市帶。為了符合中國國情，中國學者提出了“城市群”的概念，以避免戈特曼理論“城市帶”相混淆。一個城市群必須具備三個條件：有相當數量的不同類型的城市；有一個或兩個特大城市作為區域中心；發生城市個體之間的內在聯系（姚士謀，1992）。 改革開放以來，除了長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外，我國相繼出現了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唐城市群、遼東南城市群、閩三角城市群等，有許多學者對它們進行研究（姚士謀，1992；許學強，1992；王麗萍，1992；孫晉山，1992）。崔功豪（1992）分析了建設長江中下游（宜昌—南京）沿江城市帶的可能性，并提出了該城市帶的基本構想。 葉嘉安和許學強（1984）進行了中國城市化省際差異和城市首位度的研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自從1949年以來，由于政府控制城市發展的政策，導致中國城市化水平比較低。可是，在26個省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城市化和城市首位度差異，并用因子分析和回歸分析方法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結果顯示，政府的政策不僅減慢了城市化的增長速率，而且對城市化的省際差異和城市首位度產生重要影響。在東部地區，城市首位度小是由于國家控制大城市、優先發展中小城市政策的結果。從東部沿海地區遷移工業到西部地區的國家政策，引起了中國西部省份較高的城市化水平和較大的城市首位度。 許學強等（1995）繼續對中國的城市體系進行了研究，城市體系可以分為3種類型：首位分布、0-1分布和位序-規模分布，重點放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時段。結果發現，中小城市數目發展迅速，城市人口與工業比重、非農業勞動力和外資成正相關關系。 許學強（1988）把改革開放以來珠江三角洲市鎮規模分布與市鎮經濟空間分布相疊加，分析了其發展變化。在此基礎上，又用計量方法分析了各主要市鎮的相互作用，最后建立了 兩翼齊飛的雙向輻射模型。他用動態的研究方法分析了珠江三角洲城市體系內各城鎮相對地位和相互作用的對比變化，揭示了該城市群的發展規律。但是，對現狀城市群體如何演變并滿足理論模型的過程，沒有作深入的探討。 鄭天祥（1989，1990，1991）把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看成是一個特大城市區域，通過對經濟地理網絡（城市網絡、產業網絡、基礎設施網絡）的分析來探特大城市區的發展規律，分析中涉及了城鎮之間、城鎮與區域之間人口、物質能量、金融、信息的交流和相互作用，并將該區的研究與港澳經濟一體化研究 結合起來，為研究 城市群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但是，他對城鎮之間的分工協作、相互作用的分析多為靜態和粗線條的，而動態分析較薄弱。 侯啟章（1993） 以現有國內關于城市群的研究為基礎，比較深入地剖析了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形成的條件、形成過程、動力機制、城市群基本特征及其發展趨勢。研究結果發現，珠江三角洲地區正在發生專業化重組、城鎮之間因職能的雷同而形成的競爭狀態開始轉向互相聯系和協調的現象。不過，作者未加深入研究，仍然屬于傳統框架的范圍。 姚士謀等（1995）對中國東南沿海開放地區進行了城市空間結構演化的研究，并提出了城市空間增長的5種模型。城市發展或區域城市化本質上是區域生產的集中過程。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現在有先進的生產技術和較高的城市化水平。那里有5個經濟特區和14個沿海開放城市。他們主要研究了該地區的區位因素、演化模式和城市空間分布的特征。通過統計數據和實證調查，建立了城市空間分布模式和城市發展趨勢隨時間變化的定量關系。3長江三角洲城市群區位及概況 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由蘇南、上海和浙東北的16個城市構成，包括上海、南京、蘇州、無錫、常州、揚州、南京、南通、泰州、鎮江、杭州、嘉興、寧波、紹興、舟山、湖州，臺州（2003年9月加入）。面積10.02萬平方公里，約占全國國土面積的1%，人口超過7560萬（2002），約占全國6%。。 2003年長三角地區15城市經濟指標如下：GDP22775億元，比2002年凈增3065億元，占全國的比重達到19.5%，比2002年提高0.8個百分點，約占全國的1/5；2002年GDP增長12.6%；人均GDP3056美元，而全國平均為966美元；社會零售額755億美元，占全國155；工業產值3337億美元，占全國的1/4；出口923億美元，約占全國30%；實際外資178億美元，比2001年增長37%。長三角地區聚集了江、浙、滬三省市的“精英”城市，有4個城市進入全 圖1 長三角區位示意圖 國大中城市前十位，上海為直轄市，另有南京、杭州、寧波3個副省級城市，上海、蘇州、杭州和無錫分別以5408.76億元、2080億元、1780億元和1601.7億元分列全國第1、5、8、10位，超過1000億元的城市達到6個，分別是上海、蘇州、杭州、無錫、寧波和南京。長三角地區15個城市2002年平均實現GDP突破了1000億元，達到1276億元。 表1 長三角城市群主要經濟指標（2002年）

城市	面積（平方公里）	人口（百萬）	GDP（億美元）	增長率（%）	人均GDP（美元）	工業產值（億美元）	零售額（億美元）	出口（億美元）	實際外資（億美元）
長三角	100201	75.6	2310	12.6	3056	3337	755	923	178
上海	6300	13.3	653	10.9	4911	1024	246	321	50
南京	6588	5.6	157	12.8	2762	238	63	60	15
蘇州	8488	5.8	251	14.5	4317	419	55	185	48
無錫	4788	4.4	191	12.8	4368	295	54	51	17
常州	4375	3.4	92	12.4	2684	141	30	27	6
揚州	6634	4.5	68	11.1	1494	81	22	8	3
鎮江	3847	2.7	68	12.3	2539	88	18	10	5
南通	8001	7.8	107	11.1	1372	106	36	25	2
泰州	5791	5.0	61	11.6	1211	70	19	4	2
杭州	16596	6.4	215	13.2	3401	290	63	85	5
寧波	9365	5.5	181	13.2	3327	242	56	82	12
湖州	5817	2.6	51	8.5	1988	55	21	7	4
嘉興	3915	3.3	85	13.8	2570	95	30	25	5
紹興	8256	4.3	112	8.0	2587	178	33	29	4
舟山	1440	1.0	18	12.3	1801	15	9	4	0

資料來源：2003年 上海、江蘇、浙江統計年鑒4 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空間結構演化特征 新中國成立以來，長三角城市群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緩慢發展時期（1949-1978） 該階段的的特征表現為，農業發展緩慢，商品經濟發展受到制約，城鎮化進程幾乎處于停滯狀態，國家實行強有力的計劃經濟，城市發展的投資全部來源于國家。第二、工業發展主導時期（1978-1992）自1978年以來，長江三角洲城市化和城鄉一體化進程加快。快速的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城鄉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狀況，同時也帶動了長三角地第三產業的發展。該階段的特征是，對外開放政策和農村經濟改革取得成功，鄉鎮企業的壯大為城鎮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工業發展是這個時期的主旋律。第三、第三產業興起時期（1992-現在） 該階段的特征是， 在鄧小平南巡講話的鼓舞下，人們的思想進一步解放，城市化意識增強，重視第三產業的發展，強調城市中心區的規劃和建設；工業開始向鄉村擴散，城鄉一體化的趨勢開始出現；區域交通、通訊、金融網絡日臻完善，第三產業的比重接近或超過第二產業。長江三角洲城市群作為一個特定地區范圍內的城市空間集合體，是一個內在聯系緊密的系統，其外部空間結構表現為一定的軸線、圈層和網絡特征，充分反映了系統各組成部分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系統的整體結構。5 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制約因素分析 據報道，20世紀下半葉，美國GDP的主要貢獻出自大紐約區、大芝加哥(五大湖)區和洛杉磯區，這三大組團式城市群對美國的經濟整體貢獻率為67%；而日本GDP則主要產出于大東京區、坂神區、名古屋區，這三大組團式城市群對日本的經濟整體貢獻率超過70%。就中國而言，珠江三角洲的GDP目前約占全國的10%，長江三角洲的GDP約占全國的18%，京津唐環渤海灣地區約占全國的7%。這三大組團式城市群對中國的經濟整體貢獻率僅達35%。 長三角地區城市群發展存在主要問題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5.1城市群發展系統性差，缺乏分工合作 城市群作為有機聯系的城市群體，其城市發展應該既有競爭又有分工合作的格局。但是，長期以來，許多城市常常從當地發展的主觀需要出發去確認自己的區域地位，頻頻出現爭當地級市、大城市甚至國際性大都市的局面。不同規模等級的城鎮之間縱向分工不明顯，規模等級相近的城鎮之間往往競爭過度，不少城市缺乏特色。5.2城市群內城鎮基礎建設自成體系 不少城市基礎建設各自為政、自成體系，不從經濟區或大區域考慮城內高等級公路網建設、機場建設、港口建設和其他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結果導致布局不合理、規模不經濟、重復建設、浪費巨大的局面。5. 3城市群沿干線公路呈線狀發展 不少城鎮在城市發展方面眼光短淺，急功近利。“要想富，快占路”一度成為人們普遍接受的“真經”。結果造成一些城鎮盲目沿干線公路和高等級公路兩邊蔓延，出現所謂的“十里工業長廊”、“十里商業長廊”，使國道、省道迅速“街市化”。這樣既影響了交通行車安全，又制約了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蘇浙滬城市特征分析見表2。表2 長三角省市優劣勢比較表

省市	優勢	劣勢
上海	長三角城市群經濟文化中心；浦東開發和開放效應	舊體制的束縛；城市基礎設施嚴重滯后；重塑城市功能受到制約；環境問題突出
浙江	市場發達和機制靈活；經濟增長后發優勢；區位優勢，海洋、港口和旅游	經濟粗放、基礎工業和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農業基礎薄弱；環境污染
江蘇	區位優勢；經濟體制較活；經濟基礎較強；科教比較發達	增長與效益沖突；增長與穩定沖突；增長與結構沖突；增長與資源環境沖突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區域經濟整合與產業發展》(2003) www.chinabiz.gov.tw6 長三角城市群協調發展模式探索 根據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的自然資源特點和未來社會經濟的發展態勢，在長江三角洲空間結構上應該實施：內外圈層分工協作、點軸式發展體系、以寧滬杭三大中心城市為龍頭的城市網絡建設模式。實行“規劃共繪、基礎共建、產業共興、環境共保、旅游共享”的新格局。6.1編制長江三角洲城市群規劃 在原來各省市總體規劃的基礎上，如《浙江省環杭州灣地區城市群空間發展戰略規劃》（2003），結合目前國內外新的形勢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加以深化和提高，使之可操作性更強。要克服規劃過于籠統和粗線條，否則，就失去了城市體系規劃的實際意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規劃作為政府宏觀調控的手段，必須加強而不是削弱。6.2正確選擇城市群規模等級結構 一個合理的城市群規模等級體系，選擇一定規模的城市為發展重點非常必要。從經濟效益來說，城市規模有一個適度范圍，認為中等為好，但是沒有一個標準的定量；從社會效益來說，大城市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和創新中心， 而小城鎮有利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和吸收；從環境效益來說，大小城市各有千秋。現在還沒有證據表明，大城市環境一定比小城市差，小城市環境一定比大城市好。因此，我們很難判斷城市規模大小的優劣。城市規模大小的決定因素是多方面的，必須綜合考慮城鎮的發展條件和歷史階段。6.3設立永久性的區域協調機構 規劃制定以后，重要在于執行和落實。由于城市體系之間行政隸屬關系、產業結構關系、地域關系錯綜復雜。在執行和實施城市群規劃時，必然會產生整體與局部、區域與城市、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矛盾，組織協調就顯得異常必要。協調機構由城市群各分管市政建設的副市長組成，實行科學、民主管理。首先，在空間上協調好城鎮用地和農村用地以及城鎮之間用地的關系，解決城市群發展的空間失控問題；其次，解決好城市群的空間相關性問題，如環境保護、省際重要基礎設施等；第三、建立一套完整的協調制度，特別是空間協調利益補償機制。6.4提倡公平競爭，促進城市發展 我國以前制定的城市發展方針和政策，如“控制大城市、發展中小城市”等，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城市作為經濟活動空間的載體，它的成長、壯大、衰退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不同規模的城市有各自的特點，相互之間會產生合作和競爭。完善的城市體系的標準之一就是互補性強，在區域尺度上組成和諧的整體。我們要創造一個“公平、合理”的競爭環境，優勝劣汰，促進城市體系的健康發展。6.5吸收高新技術，拓展空間概念 科學技術對城市地域空間的重要影響是眾所周知的，特別是生產技術和交通技術。生產技術對城市的經濟活動、交通技術對城市的空間結構都產生巨大作用。高速公路和快速軌道交通克服了城市之間、市區和郊區之間的距離阻滯，常常用時間成本代替距離空間。特別是信息網絡技術，創造了城市的“虛擬空間”。可以肯定地說，現在不存在一個標準的城市體系和空間結構。空間的概念有地理空間、相對空間和虛擬空間之分。高新技術的發展不僅給城市發展帶來了新的空間形態，而且也給地理和城市工作者帶來了機遇和挑戰。 參考文獻崔功豪，中國城鎮發展研究. 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92廣東省建委等編， 珠江三角洲經濟區城市群規劃.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96 胡華穎， 城市、空間、發展—廣州城市內部空間分析。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李世超，關于城市帶的研究. 城市問題.1989 （2）。孫晉山，遼寧中部地區城市群，姚士謀主編， 中國的城市群 ，中國科技大學出版社.1992 王麗萍，京津唐地區城市群，姚士謀主編， 中國的城市群 ，中國科技大學出版社.1992；閻小培，近年來我國城市地理學主要領域的新進展.地理學報.1994 （6）姚士謀主編， 中國的城市群 ，中國科技大學出版社.1992許學強等，珠江三角洲的發展與城市化， 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周一星，我國城鎮登基體系變動的回顧及其省區地域類型.地理學報.1986，4（2）：97-111顧朝林等，集聚與擴散—城市空間結構新論，東南大學出版社，2000Friedmann, T. 1986.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17.69-73Friendmann, T.1985. Political and technical moments in development: megalopolitan development revised. Environmental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vol.3.Gottman，J.（1961）：Megalopolis: The urbanized Northeastern seaboard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Kraus.Hall, P. Megacities, World cities and Global Cities. 1997.McGee, T. G. 1991. The emergence of Desakota regions in Asia: Expanding a hypothesis. University of Hawaii, 3-26Yao, Shimou and Liu Ta, The evolution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in the open area of southeastern coastal China. Urban Geography, 1995,16(7):561-576Yeh, A. G. O. And Xu ,Xueqiang, Provincial vari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urban primacy in China.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1984, 18(3): 1-20Xu, Xueqiang et al, 1995, The changing urban system of China: New development since 1978. Urban geography. 16(6): 493-504